人物经历

1944年11月10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1959年，考入湖南艺术专科学校。1961年，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舞蹈专修科，以优美的嗓音条件，被选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任演员。

1964年，演唱花鼓戏《补锅》，获湖南省和中南五省戏剧汇演优秀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65年《补锅》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1970年，因演出花鼓戏《补锅》，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苗子，她父母的家被抄，李谷一被下放到偏穷的瑶寨6年，要靠着劳动工分吃饭。

1974年，经过三次考试，被中央乐团录取，任独唱演员。她在交响乐《智取威虎山》中，担任主要角色小常宝，同时在演出中演唱了多首歌剧选段及传统民歌，大获好评，在歌坛崭露头角，先后出访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香港。

1976年，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在之后的几年里，先后为上百部电影录制歌曲，80年代，出现了“每片必歌，每歌必李谷一”和“李谷一垄断电影歌曲”的现象。

1980年，演唱中国内地第一首流行歌曲《乡恋》，引发争论和批判。

1981年至1982年，两次与美国纽约交响乐指挥家吉尔伯合作，演唱交响乐组曲，其中演唱的中国的《三江组曲》获文化部二等奖。

1983年，参加首届春晚，是央视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在观众的点播下献唱了《乡恋》等9首歌曲。

1984年，参加春晚，演唱了6首歌曲，其中《难忘今宵》成为后来三十年春晚的结束曲。1984-1985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和电影拍摄工作，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文化部表演一等奖。。

1985年，在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举办了独唱音乐会，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在这些国家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歌手。同年，为振兴花鼓戏，又在家乡湖南举办多场音乐会。

1986年，筹备了4年的中国轻音乐团正式成立，李谷一任团长。在李谷一带领下，全团演出达千余场。曾奔赴云南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为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演出；出国访问演出；参加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受到文化部、地方政府、部队的多次表彰。同时，中国轻音乐团努力创作出诸多的原创作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歌唱家、歌手和演奏家。中国轻音乐团，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级的轻音乐和流行音乐团体，为我国音乐园地增添了新的品种；在改革开放之中，为大陆轻音乐事业发展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1988年，被具有权威性的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杰出人物录》。

1989年，获广电部中国唱片社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她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四合院儿》等，以一种别开生面，令人熟悉却又新颖的歌唱形式--戏歌，受到欢迎，艺术生涯再攀高峰。

1991年，获文化部“优秀演员奖”、“新曲目优秀奖”。

1996年，调入东方歌舞团任党委书记、副团长。

1999年，获CCTV-MTV(中国中央电视台与美国MTV电视台)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李谷一是唯一的连续担任了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第一届至第十三届评委的艺术家。同时，她还多次担当日本、法国、南斯拉夫、德国、哈萨克斯坦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流行乐坛大赛的评委。

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十届委员，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第六届副主席，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顾问。

2015年6月18日，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届顾问。

家庭生活

女儿叫她“李老师”：叫妈妈她反应慢

李谷一在事业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她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叶。就连给女儿起名字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她和爱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肖一。

肖一从几岁就开始叫妈妈为“李老师”。因为“叫她‘李老师’她的反应特别快，而叫‘妈妈’往往要叫两声她才有反应。”

电话里，肖一的声音听起来很“爽”，嘹亮，很像她母亲。不过母亲甩不掉依稀湘韵，而成长在北京的女儿已经是一口“京片子”了。

我们俩再也没有一同去过公共场所

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有些模糊，她常年在外演出奔波，每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自幼母亲对我的忽略让我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1980年左右，妈妈在中央乐团做独唱演员。而我还不到三岁，白天就被寄放在她单位的一个老师家。那个爷爷家住在一层，有个窗户正对着妈妈单位的大门，每到下班时间，我就趴在窗户前望着大门，一看见妈妈走出大门往这边的宿舍楼跑来，我就高兴得满屋子地喊“妈妈！妈妈！”

四岁的时候，她干脆把我送出了北京，我在许昌的一个亲戚家生活不到一年。我年纪太小，并没觉得自己特别惨，但是多半年之后出现在父母面前的我成了个又黑又瘦的小孩，他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事，无奈把我接回来生活。

我最需要母亲照顾的年岁，也是妈妈的事业最繁忙的日子。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淘气爬铁栅栏摔断了胳膊，恰恰此时妈妈不在身边。奶奶和爸爸带我去医院接骨，医生把骨头接错位都不知道，打上石膏之后才发现问题，只能敲开石膏重新接一次。等我的伤已经反复去医院看过三四次后，妈妈才腾出时间第一次看看我摔断的胳膊。

从我很小，妈妈就不能带我去公共场所，不逛公园，不去商场，因为带我出门被人认出来会非常麻烦。有一次她带我去湖南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场，结果母亲被商场的售货员认出来，激动得大声喊：“她是李谷一！”其他的售货员和商场的顾客也聚过来和她握手，说话，要签名。

三四十个人围了好几圈，结果把我挤出去了。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这场面，没哭，只是觉得特别没意思。母亲只能从人缝里看见我站在远处，直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才走过来带我走。从那次起，我和妈妈彼此心照不宣，我再没提出过要她带我出门的要求，而她也不会提这样的建议。

1985年左右，母亲沉浸在中国轻音乐团繁忙的工作中，台前的演员、乐队以及所有幕后工作人员都由她一个人管理。可以说，妈妈99.9%的精力都投入在团里，她对演员和学生比待我更好，她没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我学习上的事情也无暇来管。所以小时候我老觉得自己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那时我们家就像个考场，只要妈妈在家，每天就跟走马灯似的没完没了的来人。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年轻演员找我妈妈，一进我们家门，说不了两句话就对着我妈唱歌，希望能投在她的门下，进她的乐团。

“李老师”认为我没什么培养价值

母亲对女儿的忽视虽说不是件好事，但是成就了我独立的性格，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父母搬出来单住。因为我住的那套房子和他们离得挺近，每天见他们的机会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吃完饭我就回去写作业睡觉。而母亲往往有很多开会、采访、出差的“外事”活动，跟她见面的机会就更加少。

我的家庭教育很严。我父亲成长在军队家庭，很怕我养成娇气不讲理的小姐脾气。小时候家里做饭从来不会考虑我的口味，即使做的是我不爱吃的菜，他们也不会迁就我或者给我开小灶。治我挑食的办法也很绝：不爱吃饿着别吃。他们吃完饭会把剩下的饭菜都用碗扣起来保温，等我饿了自己就知道找饭吃，所以我不挑食。

母亲最初打算把我送到沈阳的一所艺术学校，当时那所学校在中国的艺术学校里算得上一流。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母亲想想我一个小孩在外地也觉着心疼。不过更关键的原因是“李老师”在综合考量我的实力之后，认为我根本不是搞这行的材料。缺乏表现欲，胆子小，当众表演爱怯场，没什么培养价值，这就是 “李老师”对自己女儿的评价。而我本身对妈妈整天痴迷的东西好像有种天生的抵触，没意思，没新鲜感。

有朋友劝我说，你也唱歌多好啊，有你妈什么事都好办。我一想也是，就跟我妈说：“我把你那些有名的歌都改成rock&roll出张专辑，怎么样？”结果是我爸第一个不答应：“你要造反呢？！”

都说婆媳难处，但妈妈对奶奶格外亲近。我奶奶晚年得上老年痴呆，病到晚期精神恍惚，言语失常，可是直到最后她还总是喊我妈妈的名字，喊“谷一吃饭！谷一吃饭！”惦记着让我妈吃饭。

“我不是个贤妻良母”

说到家庭，李谷一这些年来有“三个愧对”。一愧对父母；二愧对丈夫，对丈夫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这么多年来李谷一和丈夫两个人比着忙，李谷一演出繁忙，而她丈夫因工作经常不在家，聚少离多；三愧对女儿，在女儿最需要母亲关怀的时候，她却没能给女儿什么直接的教育。

女儿从几岁开始就叫妈妈为“李老师”，因为叫“李老师”她反应特别快，而叫妈妈往往要叫两声她才有反应。

李谷一常年在外演出奔波，每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女儿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1980年，李谷一在中央乐团做独唱演员，女儿不到三岁，白天就被寄放在她单位的一个老师家，四岁的时候，她干脆把女儿送出了北京，在许昌的一个亲戚家生活。女儿最需要母亲照顾的年岁，也是李谷一事业最繁忙的日子。

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淘气爬铁栅栏摔断了胳膊，恰恰此时李谷一不在身边。奶奶和爸爸带女儿去医院接骨，医生把骨头接错位，只能敲开石膏重新接一次。等女儿的伤已经反复去医院看过三四次后，李谷一才腾出时间第一次看看女儿摔断的胳膊。

这些年来，事业上的坚定，使她在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比常人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