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张伟平出身军人家庭、祖籍山东，1958年，他出生于北京，在沈阳长大，一直到1977年,张伟平19岁,他才从沈阳回到北京，顶替母亲在北京第四人民医院当了一名药剂师，后来又学了4年药剂专业，使他对医药行业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他从中药临床到西药临床，凡是跟药材有关的事，他全都做过。他很满意自己的这份职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改行从事别的行当，更别说成为新画面影业的老板，拿出大把的钱来拍电影。

张伟平的生活发生变化，是源自一个偶然的机遇，1989年，他被西门子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看中，让他去当经理，只给了他10天时间考虑。就这样，张伟平辞掉了工作，由药剂师摇身一变当上了这家外企商务行政部的经理。一年后，张伟平决定经商，他辞去西门子公司的职务，利用这两年的积蓄，与两位朋友合资40万元，下海成立公司，最初的生意是做航空食品，他们包揽了整个首都机场和广州机场的盒饭，省心又利润丰厚，加上后来的药品和房地产生意，张伟平的资本日渐增长，在90年代初大款暴增的年代，他终于以自身的才智与勤力成为了这个族群里的排头兵。对那段资本积累时期，张伟平曾经对媒体这样描述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中国的房地产都是草寇式操作，同时绝对暴利：首先拿土地不要现金，你有一个计划书，完成一个审批手续，你的地就可以批下来；拿到土地使用证后，就可以请设计师，设计师的钱也是秋后结账；图纸一画出来，你再盖一个样板间，就可以卖楼收钱了。”

张伟平和张艺谋的交往始于1989年的一次圈内饭局，当晚张伟平开着自己的夏利送张艺谋回家，二人一路上天南海北随意闲聊着，什么都聊，就是没有聊到电影，对电影一窍不通的张伟平，甚至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因此，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张伟平一概不知，也没有兴趣去问。也许两人做梦都没想到，这次平常的相识，竟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埋下一个如此大的伏笔。1997年，张艺谋和张伟平的“二张”组合刚开始合作，结果第一部成品《有话好好说》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一炮打响，却赔掉了一千多万。好在张伟平有胆略，仍旧延续着起初的思路将与张艺谋的合作继续下去，没有如大多数短视投资人那样轻言放弃。而事实上，他的坚持注定了他此后的成功，在《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相继投入市场之后，丰厚的商业利润以及接踵而来的艺术成就迅速助其挽回了此前的损失，将两人的联袂带到了一个高峰。 　张伟平的胆子大，若不是如此，想必他无法获取而今这丰盈的商业地位。从当年他敢于丢掉铁饭碗而下海从商开始，他就以敏锐的眼光与决断立足于社会，新鲜的尝试对他而言从来都具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对生意如此，对朋友对张艺谋，也不外如此。张艺谋要拍大片，张伟平就敢融资几亿陪着他一起走下河，这样的胆略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他在众人的怀疑与不屑中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第一。《英雄》赚了大钱，它的成功取决于投资人的胆识与朋友之间的信任，是它开启了直到今天长盛不衰的大片潮流。《英雄》在北美的票房一跃近六千万美元，海外总票房11亿人民币，成为中国商业大片当之无愧的典范，一下子激起国内投资人拍大片的热情。《英雄》在国内的成功，张伟平的营销策略是占有绝对意义上的主导地位的。他大胆地运用了很多极端的拍摄和营销方式，第一次拍卖音像版权、第一次包租公务机宣传，第一次拿出1000多万元做轰炸式宣传。这样的营销策略一直到现今，仍旧被无数电影发行公司竞相效仿着，后期宣传的作用，也正是在他的实践下才被国内影视机构纷纷当作经验而反复运用。到了《十面埋伏》时，这一套立体式宣传策略俨然已经被张伟平发挥到了极致，让影片在尚未问世之前就已经掀起了如潮的声势与热浪，这一切，都为影片最终的火暴票房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伟平遭遇的非议，似乎多半来源于他那极端的宣传攻势，与极为巧妙的宣传口吻。这一切，曾被人诟病、遭人讨伐，然而，冷静下来仔细瞧上一瞧，这一切被媒介口诛笔伐的现象，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圈新生的一股不可阻逆的潮流，大家无论大小老少都来效仿一二，纷纷跟随跳水，并乐此不疲。张伟平显然没有错，他不该为这样的结果而承担怎样的责任，因为，他只是个商人，举手投足都透露着一种商者的眼识与精明，他不是什么电影人，也不是什么艺术工作者，他的身份只是新画面影业的董事长，他所考虑的决不是影片的美丑好坏，而只是赢利。自1997年他与张艺谋合作以来，他的大胆给予了中国电影以一个尚可谋生的空间，不仅带动了商业潮流的迅速到来，更为电影界乃至文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传媒革命。宣传力量的被重视，决定了中国文化娱乐产业的暂时性趋势，更引发了此起彼伏的传媒竞争。张伟平这个名字以其简洁的笔划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大条承上启下了最为复杂的一笔，是好是坏是功是过，而今都无法断言，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绝对意义上的成功者，是中国影视制作团队当仁不让的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