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星闻]崔健进与退：一个反叛者的现实之困

  红五星在白色棒球帽上闪耀，黑色皮夹克套在清瘦却刚劲的身上，崔健进场了，这是《中国之星》的联排现场。痛仰乐队正在台上排练，为晚上正式的节目录制做准备，这是他们被崔健推荐后首次登台。崔健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到眼睛，他在台下踱了两步，就径直走上观众席最顶端的控音台，开始为这场彩排做最后的指导。

  可能没有人会想到，一直被尊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也如此大力度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井喷的真人秀洪流中，他正式坐在了导师席位，开始认认真真地把摇滚乐带到荧屏上，通过最主流的大众传播平台和最受瞩目的商业选秀形式，让公众听到了自始至终被视为边缘的音乐类型。很多人欷歔困惑，曾经的时代“反骨”怎么也未能免俗？

  这不是崔健第一次做出令人瞠目的举动。反观近几年，他拍电影、做手机、作为友情帮唱频繁地在各档音乐真人秀露脸，还差点上了春晚……看起来，如今的摇滚老炮儿正全盘拥抱商业化，积极地向主流大众靠拢。

  再近一点，崔健的歌出现在《寻龙诀》和《老炮儿》两部此前热映的电影里，他们分别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花房姑娘》，而也在刚过去不久的2015年圣诞节，崔健新专辑《光冻》发行，距离他上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整整过去了十年。

  也在2015年的12月，另一中国摇滚人物、曾经的魔岩三杰之一何勇，被曝出因精神病复发，捅人后已被拘半年。而2015年初，流传一时的窦唯地铁落魄照，同样让大众为这位昔日的时代宠儿扼腕不已，一代文青的精神乌托邦几近崩塌。相比崔健的独占鳌头，同样在中国摇滚黄金时代叱咤风云的魔岩三杰，零落沉寂的现状更加让人心生感慨。

  身处当下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这些曾代表摇滚精神的划时代人物为何有着如此迥异的轨迹？崔健的跃跃欲试是否证明摇滚教父已发生变异，完全投身资本与商业的互搏游戏？而他的百般努力是不是也在当下的狂欢盛宴中显得格格不入？他肩负的摇滚精神究竟又走向了何处？我们以崔健最具争议的近几年作为切面，探究一个反叛者的自我挣扎和现实困境。

崔健的理想与现实：我已清楚自身的三面性

近几年，崔健拍电影、做手机、频繁出现在音乐真人秀中，还差点上了春晚，似乎正在主动拥抱商业化。

  2014年，崔健跨界自编自导的电影《蓝色骨头》杀入院线接受市场的检验，除了反响平平，票房最终也惨淡收场。在这部电影中，商人徐天对男主角钟华说，“咱赶上一个商业时代，懂音乐的不一定懂市场，全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的老板，都不是做音乐出身，音乐靠什么来操作，钱！”公众眼中与商业磁场绝缘的崔健，早已对游戏规则了然于胸。“我已经想这个事想了很久了，2002年我就在做一个舞剧叫《给你点颜色》，我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最起码有三面性，理想性、现实性和智慧”，崔健告诉网易娱乐。

  在崔健好友、诗人俞心樵看来，崔健葆有的这种“理想性”让他“无形中失去了很多曝光的机会”，“他对网络也没有利用，因为这些年造成影响的这些人基本上很好地利用了网络，微博火的时候我劝过他开微博，他也不开。”因为拒斥对自己的运作，崔健“失去”的不仅仅是曝光的机会，“很多商家肯定想利用他，但是他常年以来一直是在相对比较密集地拒绝商业宣传、商业广告。”但正如电影《蓝色骨头》里徐天说的那样，崔健明白当下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他也不会让自己活在真空中，只是“他不想把自己搞得跟一般娱乐明星似的，好像有钱他就去做，因为他还要挑一下，符合自己的脾性和胃口的，或者符合他价值观的一些商业行为，他还是能接受的。”俞心樵说。

  这时候，崔健身上的“现实性”就开始发挥作用，事实上，这种清醒的“现实性”让崔健从未放弃与时代互动的努力。2013年，崔健与某国产手机厂商合作推出国内首部个人定制手机——崔健“蓝色骨头”手机。消息一出，众人哗然，很多人质疑他“不务正业”，昔日摇滚教父也开始开垦“粉丝经济”，贩卖情怀。对于这个让外界颇为费解的举措，俞心樵曾和崔健专门交流过，“我听他说，好像这个手机有针对他的一些设置，他就觉得这个对推广摇滚乐是有好处的。”

  这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手机内含65首崔健重新编曲制作的歌曲，700分钟珍藏视频集锦，100多张崔健成长时期的照片写真，以及崔健粉丝社区专属的APP，机身和界面也都标记有崔健个人风格，售价3999元，配置上与很多国产千元智能手机相当。

  在此之前，崔健甚至从未有过任何广告代言，这是他第一次直接介入商业行为，他给外界最多的解释是他读了《乔布斯传》，这本书似乎让他对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觉悟，“做手机恰恰不是我要为它改变，而是他们为了我改变。何乐而不为？”这种看起来商业在为摇滚服务的举措让崔健觉得，他可以在手机这个“小盒子”里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在唱片业转型的时代，它是音乐的新载体，这不是商业手机，是大家跟我互动的一种方式。”

  只是用资本嫁接个人艺术追求，对于一个本身与主流并不兼容且影响力递减的摇滚歌手而言，推出手机也许注定是在走一条理想主义式的死胡同，即便如何突出情怀强调初衷，也很少人会为这部“数字化CD”般的手机买单。这部手机在电商平台上架不久即下线，销量不佳，很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纪念品”，当时有评论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这是一次勇敢却愚蠢的尝试。”

  尝试不止于此。2014年马年春晚，原本有望在除夕之夜与全球华人一展摇滚风采的崔健，最终退出了这场全民盛会。从1986年一声“一无所有”惊醒混沌世人开始，因为歌词本身对政治和主流权威隐含的不满和对峙，崔健多年来在官方语境中一直蒙着敏感色彩。这次受邀并同意参与春晚，背后除了有当届春晚导演冯小刚的斡旋，崔健长久以来秉持的坚硬内核也开始在现实面前解冻。他的经纪人在面对媒体时曾表达了自己对崔健的劝服，“电视的阵地和观众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年。我跟他说，不是观众不想选择你，是因为你没给观众选择你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崔健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因是他不想改歌词。“他就是说春晚请我也愿意去，他当时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支持他去上春晚，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么好的一个扩大摇滚乐影响力的平台，我觉得非常好，但是老崔上春晚还是有他的原则和底线的，他就说你不能审查我，审查我的音乐作品。”俞心樵告诉网易娱乐。

   part2

拥抱商业化了吗？好的不占领市场 坏的就占领

崔健作为谭维维的帮唱嘉宾，出现在主流电视节目《我是歌手》中。

  从2012年起，崔健就开始在音乐综艺节目中现身了，但都是作为帮帮唱嘉宾的身份在各大卫视露脸，其中包括开启国内明星歌唱真人秀先河的《我是歌手》。尝试参加这些节目，崔健有自己的盘算，他想试探电视是否已达到自己对摇滚乐演唱所需的配置需求，“因为摇滚乐比较重视制作、灯光、音响，特别是音响，包括乐手对电视审美的接受，这些都要通过一段时间真正达到成熟。”他也对电视节目“秀”的成分很清楚，所以他很谨慎，尝试过几次之后，“结果发现他们还不够成熟，条件还不够具备，我还在等。但是我相信真实的音乐或者摇滚音乐早晚会进入电视的，早晚的事。”

  这次崔健等来了《中国之星》，这是他首次担纲导师坐镇一档真人秀节目。该节目的制作方是国内知名的灿星公司，成功打造过《中国好声音》等多档节目。灿星宣传总监陆伟对网易娱乐透露，为了请崔健出山，节目方与崔健见了十几次面，前后磨了两三个月，“我们定义《中国之星》的差异性在于它不会过分强调综艺感和娱乐感，而是强调音乐上的专业性，因为本身我们这个背景也比较官方，是和中国录音协会一块来合作的，”“崔健希望能够把真正的摇滚带上电视台。”也许正是这种理念上的契合，最终打动了崔健，也解决了他的顾虑，“这个节目是一个起步吧，不敢说这个节目能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走起来”，崔健说。

  随着这个节目的推出，先前质疑崔健被商业化招安、反叛独立形象坍塌的声浪也愈加汹涌。

  “有的人对我的位置，把我放在神坛上，甚至认为我在走下神坛，但实际上我是在走上地面。摇滚乐一直坚持在地下，十年二十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在公共场合做正经的商业宣传的权利。”崔健说。

  他毫不避讳地对网易娱乐谈起30年前的那场选秀，正是那场选秀催生了今天的摇滚英雄。“我们参加了第一届流行歌曲大赛，当时评委有李双江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演出时那屋子很小，他们坐在一个角落，我们坐在另一个角落，我当时和王迪、黄小茂、刘元，我们四个人拿着鼓击，弹着吉他，唱歌。当时第一段就被淘汰了。我记得我唱的是两首歌，一首《不是我不明白》，一首《最后的抱怨》，就被淘汰了。”虽然被淘汰，但崔健赢得了在工体举行的有100个歌手参加的音乐会的通行证。在那场音乐会上，崔健第一次有机会向世界喊出“一无所有”。“在重要的一次表现机会时，我们就中彩了。”时至今日再次谈起，崔健还显得有些兴奋，“大家不要认为选秀是什么问题，电视节目是什么问题，大家不喜欢这个节目是因为没有做好，不用逃避电视曝光的机会。”

  对于靠拢大众，崔健好友、艺术家耿海曾和崔健探讨过，他和网易娱乐提起当时崔健说的一句话，“好的东西不占领市场，坏的就占领。”

  崔健也清楚自己这几年遭受的批评，“很多人开始怀疑，会认为摇滚乐只要进入电视就不可能改变电视，肯定会被电视改变。如果我们要是不假思索，不加努力地去持续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更没有希望了。因为我觉得不要说摇滚乐了，所有正式做音乐的人吧，觉得电视是不可救药的，但我真的不相信这点。”

  对于崔健这几年的举动，在乐评人李皖看来，当下的时代，摇滚和商业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健康状态，规则就是要么跟商业玩，要么完全反商业。“如果不跟资本结合，这个事它就做不大，就是这样，就面临这个困境。你要么就自甘于你的那个渠道，要么就是跟它合作，做一些妥协。我觉得现在的崔健是一种妥协，这个妥协是去做一部分大众化的事儿。”

  而俞心樵疑惑于“崔健为什么就不可以在娱乐平台上露面？为什么就不可以拥抱商业？”他认为公众对崔健的要求过于吹毛求疵，“既然是一个商业时代，你让他反商业也没有必要。”俞心樵进一步指出，“摇滚乐我觉得恰恰是商业化不足才导致这种小众边缘，以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到了现在恰恰是由于商业化（不足），也导致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崔健为何人。还有一个是崔健对这种娱乐的平台利用得太少，利用得不够，对于他这样的巨星来说，这点商业规模是太可怜了，太小了。”

  从播出的《中国之星》几期节目可以看出崔健的坚守。他推荐的几乎都是小众摇滚乐队或者曾经的摇滚歌手，从重出江湖的杨乐到子曰乐队到痛仰乐队，可能唯一比较知名的就是谭维维了，即便是她，也是一如既往地仿佛被崔健点化，摇滚女将的气质和形象已然深入人心。这可能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展示摇滚音乐了，也是中国摇滚第一次这么密集地出现在电视上。“如果要把商业利益最大化，有大量的他可以推荐的中国流行歌手，和这些歌手捆绑在一起，他的所谓的商业化的目标更容易实现。但是其实他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捆绑过一个所谓的大牌歌手。”陆伟也为崔健鸣起了不平。

  2015年圣诞节，崔健悄无声息地发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光冻》，距离他上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距离他1986年一曲成名已经过去了30年。即便如此，这张专辑在市面上的反响寥寥，尚未吸引太多注意就几乎销声匿迹。有业内人士评论这张专辑称，崔健原本的优势特征——批判和洞见，统统缺席，“他好像张了张嘴，但是除了一连串的飞鸟天空和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这些年，崔健做手机、拍电影、参加真人秀，直到这次终于等来久违的新专辑，他每离时代近一步，就被认为是对这个时代的被动反应。看起来，崔健“凹”尽各种姿态去适应当下的社会变量，去试图抓住时代潮流，但“与时代脱节”“把不准时代脉搏”的声音始终笼罩着他。

  然而崔健自身却乐于进行种种尝试和努力，“摇滚乐或者任何流行音乐都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应该脚踏大地，跟时代互动。我的专辑、我想要的东西不在空中，就在这，我们要感受自己的存在，这才是摇滚乐的气质。”

  从第一张专辑就开始关注崔健的李皖，对这位摇滚教父与时代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观察。在李皖看来，崔健长久以来都在非常清醒、坚定地面对、研究中国人最大的命题：走出文革语境之后向何处去。“当年的困惑、困境并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虽然很多人已经不关心了，但崔健还在这个最大的命题里踽踽独行。“他对个人处境和时代处境的表达都非常准确，是属于我们一个大气候下的个人命运的一个表达，他抓住了那个核心。” “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李皖不吝赞美，“到《给你一点颜色》，我觉得崔健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无论是在技术上、艺术上、思想上”。

  而以俞心樵对崔健的理解，他觉得恰恰是这个时代落后于崔健。“他有思考的习惯，也养成了这种学习的习惯，应该说他是歌手当中文化综合素质最强的一个”，俞心樵说，“崔健是一个很卓越的歌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有他伟大的东西，恰恰是这个时代跟不上他。我们这个时代在真正理解崔健这一块还是不足的。”

  曾在南京音乐电台里从事多年Dj工作的麦田，曾是崔健的忠实粉丝。80年代末，初中生麦田走在大街上第一次听到崔健，如今近30年过去，面对日渐老去的崔健和他与“与时代互动”的方式，麦田十分不解，“一定要晚节不保吗？”“不要做时代弄潮儿，不要追赶时代，时代不需要追赶，艺术家追赶自己。”麦田深感，崔健所谓的每跟时代互动一次，当初的那个摇滚人就越走越远。

  种种尝试多少让崔健在所谓的时代面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李皖分析，这不是崔健的问题，是时代本身给予崔健的困境。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供大众娱乐和寄托的载体日益多样化，中国社会人群和价值观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价值观的分化导致大家没有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家再没有一个共鸣的东西了。崔健原先的那一套，能引起共鸣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原来共鸣的那些人都分化了，趋向了各个方面，人群走散了，就是没了人群效应。”李皖说。

  王黔所著《摇滚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时代分化对中国摇滚的瓦解作用，“贯穿90年代，中国摇滚内容的一个重要改变就是政治的去中心化发展”“政治内容去中心化的结果是多元化——从清楚地政治话题到含蓄的政治观点到没有政治内容的娱乐”“政治内容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减小”。因此，本身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和批判情绪的崔健，注定在这个时代得不到更多的响应了，影响力必然下降，“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响应的是像《泰囧》那种东西，也就是在人的食、色层面上。”李皖强调。

崔健的焦虑：有些话大家别逼着我说了

作为《中国之星》的“巨星推荐人”，崔健不遗余力地推荐各种小众摇滚乐队。不过，更多出现在新闻中的是，崔健炮轰xx歌手。

  对于上电视，崔健知道公众在盯着自己看他会说出什么。此前，他在《中国之星》里“酿造”的“崔健炮轰许志安唱粤语歌”事件已经人尽皆知。一向直言直语的他，受困于“真话”和舆论之间的触发效应，“其实我们觉得音乐作为比赛纯粹是为了讨观众缘，并不是真正比出艺术的高下，参加这个节目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必须去说那些不应该是我说的话，所以我希望有些话大家别逼着我说了。我要不说大家都等着我也特难受，这点我到现在还没习惯。我特别希望他们的音乐震撼我，让我能够说出不伤害人的话同时也是实话。”崔健对网易娱乐表达了节目给自己带来的附加困扰。

  不仅于此，崔健的焦虑更多的是对中国摇滚音乐现状的忧患意识，这从他说的“好的东西不占领市场，坏的就会占领”就可窥见一斑。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之星》上推荐各种小众摇滚乐队，挖掘更多新的摇滚力量，大规模地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输出摇滚，可是他觉得观众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我踩着狗屎运了，《一无所有》一首，就火了，这种运气不是一直都在的。大量的摇滚歌手他们可能写了二三十首歌，但还是没出来，还是得努力，还在磕，所以真的是希望他们有机会真正被大家关注，真正带来音乐行业、音乐产业上的改变，就是商业上、理想上、质量上共存的支撑，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才会真正明白我现在在做什么。”崔健说。

  摇滚作为一种音乐类型，在很多人看来它天然地不可能成为大众趋之若鹜地追逐对象，但崔健做的尝试在他说来更多的是一种提振士气的作用，“现在流行‘小鲜肉’，因为现在比较市场化，后期的运作上也非常方便。但有的偶像歌手是自己花钱雇粉丝接机，自己炮制新闻。真正有才华的人对此是不屑的，但音乐人也需要信心，如果长期没有表演机会，他们也会丧失那种自信心。”

  尽管为解决种种焦虑而做出的举动频频受到“媚俗”的质疑，但是“他很少抱怨这些东西，就是包括很多人甚至骂他、贬低他”，俞心樵说，“他很愿意去肯定别人，哪怕你有一点好的，他都很愿意去肯定、去赞扬，去帮助别人。他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很愿意争取性地推动中国的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就往更高品质方向去发展，他不是说自己只顾自己。”

  从《中国之星》的录制现场来看，崔健不同于其他推荐人的地方在于，他会主动请求观众与台上的乐队互动。在痛仰乐队的一次录制时，崔健直接起身面向观众发出呼救，“摇滚乐雇不起合唱队，所以请现场的观众帮一下。”

  陆伟也和网易娱乐提到这一点，印证了崔健内心的焦灼，“崔健是三个推荐人里现场给自己的歌手当导演的，因为他怕现场的观众没有给到摇滚乐队应有的热情和回报，他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听一场摇滚乐。”陆伟透露，在之前的每一场录制中，崔健对观众的“培训”几乎每次都会上演，“子曰乐队第一次来的时候，唱《乖乖的》那首歌，他培训观众说‘乖乖的’说了好几次。”

摇滚教父还是摇滚夸父？摇滚乐不发达是我的失职

崔健好友俞心樵觉得，虽然崔健五十多岁了，还是个大孩子的感觉，大艺术家应该是精通世故，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人。

  虽然崔健已经在很多场合表达过自己对“摇滚教父”这顶帽子的反感和拒绝，但看起来他又无时无刻不在履行着这个身份应有的权力和义务，他本能地背负着某种使命感。

  如果“中国摇滚”这个概念还存在的话，2016年正值中国摇滚诞生30年。对于30年来摇滚乐在中国的成果，崔健用“小品王”赵本山买私人飞机一事作对比，他颇为感慨又有些哀伤地说，“我们摇滚三十年，老崔所谓的领头羊还没有买私人飞机，商业上是我个人的光荣，但是行业的耻辱，人家小品都已经买到了。为什么摇滚乐这么不发达，可能是我的失职，或者是社会的问题，这么喜闻乐见、这么容易让大家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为什么受制约。说明我们有问题，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勇敢，还不够诚恳，观众还是不接受我们，要不就是社会的问题，社会还没有开始接受诚恳、成熟、勇敢的东西。”

  对崔健的这番思考，李皖认为这是缺乏自省的表现，“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不是他要追求和拥抱的，这个可能是他要批判的，一个摇滚乐去赚大钱，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它是一个资本的成功，不是摇滚的成功。”

  一直对崔健持褒扬态度的李皖，谈及崔健这种自发的使命感和对摇滚的偏执，觉得他的姿态“有点僵硬”，“好的音乐不一定只有摇滚乐，摇滚乐也不能作为好音乐的一个符号。他的摇滚情结上，有过于固化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他需要走出来的。”

  而30年后早已步入中年的麦田，对昔日的偶像发出了更加尖锐的质问，“一直不明白，崔健对摇滚乐的责任感是哪个单位赋予的？”

  值得一提的是，痛仰乐队在《中国之星》上的首秀，演唱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痛仰乐队十几年前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整首歌几乎都在重复嘶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毛主席语录。主唱高虎告诉网易娱乐，是崔健专门为他们选定了这首歌。而节目播出时，因为遭遇审查，痛仰乐队的表演直接被全盘拿掉。

  在外界看来，崔健的这种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几乎浓到癫狂的地步，而这也是很多人将崔健与魔岩三杰作比较的原因。窦唯的消失、何勇的疯魔、张楚的沉默，都一再凸显了崔健在公众视线中的活跃度，并强化了他作为拯救、激活中国摇滚音乐的豪情英雄的形象。俞心樵认为，众人所说的所谓“窦唯不跟时代玩了”，其实是“时代也没有跟窦唯玩”。谁不跟时代玩，时代就不跟谁玩，这是现实世界的通行规则，崔健明显做了那个扛鼎人，步履蹒跚地走在时代的高速公路上。

  但作为崔健的好友，俞心樵也指出了崔健身上的那种“偏执、固执的一面”，而这实际上也说明“他是一个挺孩子气的人，虽然五十多岁了，他还是个大孩子的那种感觉，很大程度上这种孩子气一直保留了下来。大艺术家应该是精通世故，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这样的人，就此而言，老崔就是这么一种人吧”，俞心樵说。

  在俞心樵心中还保留天真的崔健，甚至在俞心樵孩子出生后第一个赶过来，送的礼物竟然是尿布，“很难想象一个大老爷们儿还会提着几袋尿布过来。”

  这种“天真”，让已近暮年的崔健仍旧像守着自己的玩具一样，对摇滚乐的疆土寸土不让，而且还一再试图将双手伸向这个时代，努力抓取最后的回响，依旧在资本和娱乐的夹击中期许一席体面的回报。这种穿行在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让崔健扛着摇滚的大旗，似乎永远保持着追逐的姿态，像逐日的夸父，也许会倒在干渴的路上，但至少距他心中的精神乌托邦愈来愈近。

  《中国之星》第五期，崔健推荐的杨乐登台，二人是80年代初即相识的铁哥们儿，曾共同组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七合板乐队”，后来杨乐退出演艺圈，隐迹多年。

  在这场录制中，杨乐一曲《无糖的咖啡》唱毕，崔健动情落泪，二人台上台下四目相对，往昔风华正茂的青春记忆似追击而来。

  崔健哽咽着闷声问，“乐儿，这个party可以不结束吗？”

  杨乐眼泛泪光，笃定答道，“这个party早晚会结束。”